他坚决反对通货膨胀，高度警惕资产泡沫的危害。

典型的高税收低保障，人民哪里来的消费能力？再如贫富差距，一方面让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缺乏消费购买力，实业难做，压低工资，再而扩大贫富差距。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9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26.72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78.74万亿元，外汇储备可以创造的货币供应量比中国现行货币量还要高。

如果不是通过央行票据和提高准备金率来回笼巨额外汇储备造成的货币投放泛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程度会更高。例如家具，有几个中国企业可以竞争过意大利的品牌？高端暂时与我们有距离，那我们做中端的吧。可以说，中国超过100%的货币供给是外汇储备占款，欧美中央银行替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投放货币。我国政府以优惠利率提供给国有企业的资金占用了我国正式金融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大约三分之二的资源，而且这一比例在回落到目前的80%之前，在2008年至2010年间曾升至90%。代表最高人民权力的全国人大代表不是人民直选的，且7成又是官员，既没有代表人民消减行政开支的压力，也没有消减行政开支的利益动机，因为没有我同意消减行政开支你就选我继续当全国人大代表的利益交换。

中国货币何以泛滥？近三十年来，中国货币高速增长，除了经济增长的需求之外，货币化的推进和资产价格的上升也是其重要需求，积极财政货币政策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则是其重要推手。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贸易顺差和持续贸易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所构成，核心在持续的贸易顺差。这说明，在中国，尽管有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各省之间还存在很大的落差。

中国至今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或财产税，但是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实际上已经一次性征完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四小龙他们早期是靠什么？刚开始发展经济也需要钱，但他们有美国的美元援助。因为中央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唯一能够快速实现资本积累的途径就是批租土地。如果做更多的经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看法并没有充分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机制。

除了土地批租这个机制之外，土地作为地方公共储蓄功能的另一个机制是地方政府建立起来的融资平台，也叫做特殊目的的公司（SPV），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地方政府的开发公司或者城投公司等。这个邀请让我不得不花时间去整理一下我以往从事的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片段，希望形成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

按照分税制的设计，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据当年转移支付的70%，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央对地方执行分税制的一种妥协，但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要小于财政收入的增速，因而即使是妥协，这部分也会越来越小，另外的大部分将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自由支配。这个模式到底怎么定义？很多人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地方政府推动的，这话好像是对的，但是政府利用了市场而没有取代市场。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面临的问题。这样一个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观察到的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

这让我想起，在5月28日的上海论坛开幕式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Mirrlees教授说，没有出口，中国经济差不多也照样能增长到现在的水平，因为对增长最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率和积累速度。如果进口值大于出口值，即使出口值占GDP很大，GDP也会因此被减少而不是增大。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从1980年29%和40%下降到1992年的12%和15%，同时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迅猛增长。首先，在税收的征收方面，由于国税局的设立，中央政府不再从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自身的收入，因而在税收的征收方面，地方政府没有隐瞒税收的动机。

这也是确保中国这个大国实现可调控其节奏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纽约大学的Nouriel Roubini教授7月26日在上海交大金融高研院做了一个演讲。

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不仅这个经济分割成了最小的行政单位，而且一个行政的区划内，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区划内的地方政府手上。这种组织架构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变得非常有趣，因为经济是由一个一个小的单位构成的，怎么实现增长呢？很显然，在体制上一定是要实行分权的，不能什么事情都在北京做。

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有大量的经验研究发现，环境的质量跟人均GDP也是呈现Kuznets曲线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伴随环境恶化，而人均GDP水平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环境又会变好。很多研究文献里面都谈到，四小龙、特别是韩国跟中国台湾，他们早期都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但是后面又转成了出口导向战略。背后的规律是，农业占比比较高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就往往比较高，而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就比较低。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有很多结构变量告诉我们，眼下也许有太多的问题，包括收入差距，但是在长期我比较看好。但这并不能取代对分权体制下的协调机制的需要。国家统计局的司长都承认，现在中国家庭房屋的支出占家庭消费开支的比例确定在7%-8%肯定是低估的。

深圳的个案经验之所以变成之后的流行模式，就是因为它确实为地方政府突破这个储蓄短缺的约束找到了出路。这是基本原因，政策的问题是次要的。

不过，大家不应该忽略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资本的积累或者国民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变化。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很负面的现象往往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比如我们谈到的消费率、储蓄率包括基尼系数等都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不能因为今天看到这些变量的值，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也是这样。

这就是说，说经济活动是在行政区划里面被组织起来的。有一次我跟剑桥的一位学者辩论这个问题。

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经济学家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可以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却发现，如果能在高储蓄的国家推进有效的资本形成，经济就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从长远来说，包括储蓄率、消费率这些东西都会变，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比率适合所有的国家。不仅在计划经济时期是这样，在1980年代的改革之中也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特别是，东部沿海的发展阶段高于中西部地区。事实上，GDP在统计上并不包含出口值，从支出法核算的角度讲，GDP包含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贸易余额）。

在所有的生产要素里面，只有土地的回报是租值，而且长期来讲土地的租值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的。我今天特别想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是被分割在一个个行政单位里的，是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单元的，这非常重要。

要知道，把经济决策的权力给了地方以后，在全国总量层面上很可能会出现混乱和不稳定，这个问题非常困扰中国。资本积累率高反映的是中国目前的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事实。

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地方政府手上拥有的可划拨的土地的量常常约束着地方经济发展的节奏。1994年以后长三角经济的起飞靠的就是这个来自土地租值的公共储蓄的持续增长。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说，中央与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实际上也就是对地租的分成（我们讲租税不分）。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这个话题，我只提醒一点，这些年来大量的统计研究发现，如果把中国的收入差距分解开来，你就会发现，中国有一个跟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现象，就是中国的收入差距里面，城乡差距是小于地区差距的。

要知道，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说消费应该占GDP的百分之多少是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吗？没有。

虽然英国也有郡，美国也有州，但跟中国的行政区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十多年以后不行了，他们需要还这个钱了，所以就必须把战略调整到出口导向，要去挣美元来还这个贷款。

所以，需要层层的分权。原因主要是，我们还缺乏用于计算推断租金的可靠的系统资料，因而统计局现在只能用居住的部分成本估算家庭的住房开支，比如说分摊的房屋维修基金和物业费等。